一碗豆腐脑的牵绊
半岛都市报 2024年04月22日
城市最有魅力的地方,常常是街巷里那些与我们生活交叠的小吃店。
这家深居闹市巷陌的小店,主营项目就是它的店名和招牌——豆腐脑,再寻常不过的一碗小吃,却在几十年里家喻户晓,在城市变迁的大潮里,已承载了三代人的生活与未来。
几天前,小店再次重装迎客,从清晨到夜晚,熟悉的老街坊、嘴刁的老饕、奔波的打工人……在这里落座,细细品味,有往事的感怀,有味蕾的饱足,有人生的憧憬,一碗碗豆腐脑是带不走的牵念,呈现的不仅仅是老城老街的一个商业场景,更折射出生活本真的模样。
还是那句老话: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
“就等着吃这一口了”
4月18日早上7点,劈柴院的老字号豆腐脑店重装开业了。没有鞭炮、没有庆典音乐,门锁一开,老板娘穆克玲笑意盈盈,站在门口招呼着每一位来就餐的顾客,便是最实在的迎客礼数。
“门口有台阶,小心点儿。”一位拄着手杖的老人进店时,穆克玲提醒道。她朝坐在里间收款的丈夫递了一个眼色,丈夫陈绍九便从椅子上站起来,问向老人:“想吃什么?看这个菜单——”
他指向身后的墙上,那里贴着一张手写的价格单:豆腐脑6元,馅饼1.5元,素包1元,火烧1.5元,肉2元,茶蛋1元。
老人点了一个素包、一份豆腐脑,陈绍九便把他扶到旁边的座位上,说:“您坐,一会儿我帮您端。”
说话间,又有不少客人进店,“怎么才开业?我都过来看了好几回了。”一位老人领着家人走进来,跟穆克玲“埋怨”道。
“可不,修修补补的,装修花了一年零八个月。”穆克玲回应道。
“就等着吃你这一口了。”老人以前是住在附近的老街坊,看到穆克玲发在朋友圈里豆腐脑店开业的消息,特意从李沧区坐车过来。
站在门口的位置打眼看去,整个小店一目了然,大约30平方米,外间倚着墙两侧各摆了两张桌子,是就餐的地方,里屋横着一张桌子,是简陋的点餐台,旁边有一个窗口,透过窗口就能看到厨房。
陈绍九坐在点餐台后面,双手扶着桌子,“当家人”的气场十足,每有客人进店,他都会扬起一只手停在半空中,招呼一句:“来了,想吃点什么?”
“你这招手的动作,很有董事长的范儿。”有老顾客就此开玩笑说。
厨房里热气腾腾,陈绍九的儿子、儿媳正在忙着出餐。儿子陈宪堃手持大勺,站在一口大锅旁,搅拌着锅中浓稠的卤汤,儿媳妇站在传菜的小窗口里面,听到陈绍九“一个豆腐脑,不要辣”或者“两份豆腐脑,加辣”的喊声后,熟练地把碗摆开,向碗里舀上几勺豆腐脑,再浇上卤汤后,便端起放在小窗口的台子上,旁边的瓶瓶罐罐里是自家提前配制的韭花酱和熬好的辣椒油。
每当看到有新面孔来端豆腐脑,陈绍九总要叮嘱一下:“加一下旁边的酱,你听我的。”
碰到客人点肉,他就用筷子从面前的陶瓷碗里夹起一块肥瘦相间的卤肉,放到小盘里递给对方,也有挑剔的食客会用手指向自己看中的肉,示意“这块好,瘦的多”。
慢慢地,点餐台前排起长队,陈绍九脑子里就像装了一个计算器,客人要几份豆腐脑、几个馅饼,或者加肉、加蛋,都能马上报出总价,这得益于他掌店几十年练就的“速算法”。
此时,迎着晨曦来吃一碗豆腐脑的客人挤满了这间小店,室外,阳光洒在豆腐脑店的褐色门匾上,“豆腐脑”三个隶书大字闪着金光,左边竖排刻着“劈柴院”仨字儿,上方则是一行醒目的朱漆小字:“百年传承 百年老店”。
不言而喻,这一家人守着的是一间百年老店,创始人是穆克玲的父亲。穆老先生老家莱芜,后迁入青岛定居。当年,他在云南路一带挑扁担走街串巷,靠卖豆腐脑养活一家人。扁担挑的家伙什只有一个马扎和报纸糊的硬纸板,纸板架在马扎上,就支起一张“桌子”,营生便开张了。
穆老先生自创的豆腐脑卤汤,是独家美食秘方,老街坊闻着味儿就聚过来了。
后来,穆克玲嫁给住在劈柴院的陈绍九,如今这间店铺就是当初他们居住的房子,里屋是卧室,外屋是放橱柜等家具的客厅。
1980年,顺应改革开放的春风,时年31岁的陈绍九主动提出把这间靠近巷子口、临中山路的房子拿出来,给老丈人开一间豆腐脑店,这样老人就不用再辛苦挑着担子满街走了。
这一年,豆腐脑店开张,正式扎根劈柴院。
“那十平米就是个笼子”
陈绍九的儿子陈宪堃今年45岁,现在是豆腐脑店的大厨,从做豆腐脑、熬卤汤到炸馅饼,都是他在后厨主理,一件黑色的T恤上明显地布满大小不一的白色面点子和黄色油点子。他不喜欢系围裙,每天都要“费”掉一件T恤,“穿围裙干活受约束,只能‘委屈’衣服了,身上的衣服每天都要换。”
2002年,陈宪堃从烟台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,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给网络程序员做英语培训,“在外面‘逃了’4年。”
父母早就打算把小店传给他这个独生子,可一心只想出去闯闯的陈宪堃却不想被套上牢笼。“我不想重复你的路。”一次与母亲穆克玲的争吵中,陈宪堃抛出这句藏在心里很久的话。
虽然从小没有参与到小店的经营中,但母亲日复一日的劳作陈宪堃都看在眼里,“我妈太可怜了,她有心脏病都是被这个小店累出来的。”
在陈宪堃眼里,早年间母亲就像一只旋转不停的陀螺,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,赶到店里做豆腐脑,忙到7点半,动身前往当时的青岛服装七厂上班,中午再赶回店里忙一会儿,下午5点下班后,再回到店里准备第二天的食材,一直要忙到晚上9点才能回家。
因为店里的生意主要是姥爷在打理,父亲做外贸经常出差,母亲上着班还要插空到店里帮忙,陈宪堃几乎成了没人管的小孩,“从我上幼儿园记事开始就有印象——如果要见我妈,只能去豆腐脑店。”
陈宪堃的童年生活是这样度过的:放学后就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玩,那时也没有表,不知道几点,反正只要是肚子饿了,就知道该去找妈妈了,“我会先去服装厂,如果发现我妈下班了,就再到豆腐脑店里找她。在店里吃点饭,然后一个人回家。”
那时候劈柴院豆腐脑店生意红火,每天从门口排出去十几米长的队伍,“有时候幼儿园老师想吃一碗豆腐脑,就会在放学后把我送到豆腐脑店,这样就可以不用排队了。”
小学一年级,陈宪堃就学会了做饭,炒大锅菜,母亲从店里忙完回家后,也能吃上一碗热乎饭了。
成年后的陈宪堃当然知道,自己如果回到小店意味着什么,“太磨人了,一点自由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不能过像我母亲一样的人生,太有压力了。”
彼时,陈宪堃刚刚20岁出头,他非常坚决地拒绝做一个不能“摸鱼”、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的豆腐脑店老板,“那十个平米的厨房就是个笼子。”
做个英语培训老师,让陈宪堃自认为找到了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,站在讲台上那种感觉像翱翔的姿态,进出大城市的高楼大厦,总好过每天钻逼仄的巷子。
时间一晃来到2006年,为了拴住这个游子的心,父母给陈宪堃介绍了一个青岛姑娘,两人一见钟情谈起恋爱。当时,姑娘在青岛做一份报关员的工作,谈了一年的异地恋,陈宪堃也觉得有些亏欠对方。父母见火候已到,开始频繁打电话催他辞职回来结婚、继承家业。
“这次没得商量,你必须回来!”对儿子拉下脸的陈绍九在电话里放了狠话。
无奈之下,2008年,陈宪堃辞职从上海回到青岛,结婚后便走进了他最抵触的那间十平米厨房。
这家深居闹市巷陌的小店,主营项目就是它的店名和招牌——豆腐脑,再寻常不过的一碗小吃,却在几十年里家喻户晓,在城市变迁的大潮里,已承载了三代人的生活与未来。
几天前,小店再次重装迎客,从清晨到夜晚,熟悉的老街坊、嘴刁的老饕、奔波的打工人……在这里落座,细细品味,有往事的感怀,有味蕾的饱足,有人生的憧憬,一碗碗豆腐脑是带不走的牵念,呈现的不仅仅是老城老街的一个商业场景,更折射出生活本真的模样。
还是那句老话: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。
“就等着吃这一口了”
4月18日早上7点,劈柴院的老字号豆腐脑店重装开业了。没有鞭炮、没有庆典音乐,门锁一开,老板娘穆克玲笑意盈盈,站在门口招呼着每一位来就餐的顾客,便是最实在的迎客礼数。
“门口有台阶,小心点儿。”一位拄着手杖的老人进店时,穆克玲提醒道。她朝坐在里间收款的丈夫递了一个眼色,丈夫陈绍九便从椅子上站起来,问向老人:“想吃什么?看这个菜单——”
他指向身后的墙上,那里贴着一张手写的价格单:豆腐脑6元,馅饼1.5元,素包1元,火烧1.5元,肉2元,茶蛋1元。
老人点了一个素包、一份豆腐脑,陈绍九便把他扶到旁边的座位上,说:“您坐,一会儿我帮您端。”
说话间,又有不少客人进店,“怎么才开业?我都过来看了好几回了。”一位老人领着家人走进来,跟穆克玲“埋怨”道。
“可不,修修补补的,装修花了一年零八个月。”穆克玲回应道。
“就等着吃你这一口了。”老人以前是住在附近的老街坊,看到穆克玲发在朋友圈里豆腐脑店开业的消息,特意从李沧区坐车过来。
站在门口的位置打眼看去,整个小店一目了然,大约30平方米,外间倚着墙两侧各摆了两张桌子,是就餐的地方,里屋横着一张桌子,是简陋的点餐台,旁边有一个窗口,透过窗口就能看到厨房。
陈绍九坐在点餐台后面,双手扶着桌子,“当家人”的气场十足,每有客人进店,他都会扬起一只手停在半空中,招呼一句:“来了,想吃点什么?”
“你这招手的动作,很有董事长的范儿。”有老顾客就此开玩笑说。
厨房里热气腾腾,陈绍九的儿子、儿媳正在忙着出餐。儿子陈宪堃手持大勺,站在一口大锅旁,搅拌着锅中浓稠的卤汤,儿媳妇站在传菜的小窗口里面,听到陈绍九“一个豆腐脑,不要辣”或者“两份豆腐脑,加辣”的喊声后,熟练地把碗摆开,向碗里舀上几勺豆腐脑,再浇上卤汤后,便端起放在小窗口的台子上,旁边的瓶瓶罐罐里是自家提前配制的韭花酱和熬好的辣椒油。
每当看到有新面孔来端豆腐脑,陈绍九总要叮嘱一下:“加一下旁边的酱,你听我的。”
碰到客人点肉,他就用筷子从面前的陶瓷碗里夹起一块肥瘦相间的卤肉,放到小盘里递给对方,也有挑剔的食客会用手指向自己看中的肉,示意“这块好,瘦的多”。
慢慢地,点餐台前排起长队,陈绍九脑子里就像装了一个计算器,客人要几份豆腐脑、几个馅饼,或者加肉、加蛋,都能马上报出总价,这得益于他掌店几十年练就的“速算法”。
此时,迎着晨曦来吃一碗豆腐脑的客人挤满了这间小店,室外,阳光洒在豆腐脑店的褐色门匾上,“豆腐脑”三个隶书大字闪着金光,左边竖排刻着“劈柴院”仨字儿,上方则是一行醒目的朱漆小字:“百年传承 百年老店”。
不言而喻,这一家人守着的是一间百年老店,创始人是穆克玲的父亲。穆老先生老家莱芜,后迁入青岛定居。当年,他在云南路一带挑扁担走街串巷,靠卖豆腐脑养活一家人。扁担挑的家伙什只有一个马扎和报纸糊的硬纸板,纸板架在马扎上,就支起一张“桌子”,营生便开张了。
穆老先生自创的豆腐脑卤汤,是独家美食秘方,老街坊闻着味儿就聚过来了。
后来,穆克玲嫁给住在劈柴院的陈绍九,如今这间店铺就是当初他们居住的房子,里屋是卧室,外屋是放橱柜等家具的客厅。
1980年,顺应改革开放的春风,时年31岁的陈绍九主动提出把这间靠近巷子口、临中山路的房子拿出来,给老丈人开一间豆腐脑店,这样老人就不用再辛苦挑着担子满街走了。
这一年,豆腐脑店开张,正式扎根劈柴院。
“那十平米就是个笼子”
陈绍九的儿子陈宪堃今年45岁,现在是豆腐脑店的大厨,从做豆腐脑、熬卤汤到炸馅饼,都是他在后厨主理,一件黑色的T恤上明显地布满大小不一的白色面点子和黄色油点子。他不喜欢系围裙,每天都要“费”掉一件T恤,“穿围裙干活受约束,只能‘委屈’衣服了,身上的衣服每天都要换。”
2002年,陈宪堃从烟台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毕业后,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给网络程序员做英语培训,“在外面‘逃了’4年。”
父母早就打算把小店传给他这个独生子,可一心只想出去闯闯的陈宪堃却不想被套上牢笼。“我不想重复你的路。”一次与母亲穆克玲的争吵中,陈宪堃抛出这句藏在心里很久的话。
虽然从小没有参与到小店的经营中,但母亲日复一日的劳作陈宪堃都看在眼里,“我妈太可怜了,她有心脏病都是被这个小店累出来的。”
在陈宪堃眼里,早年间母亲就像一只旋转不停的陀螺,每天凌晨3点半起床,赶到店里做豆腐脑,忙到7点半,动身前往当时的青岛服装七厂上班,中午再赶回店里忙一会儿,下午5点下班后,再回到店里准备第二天的食材,一直要忙到晚上9点才能回家。
因为店里的生意主要是姥爷在打理,父亲做外贸经常出差,母亲上着班还要插空到店里帮忙,陈宪堃几乎成了没人管的小孩,“从我上幼儿园记事开始就有印象——如果要见我妈,只能去豆腐脑店。”
陈宪堃的童年生活是这样度过的:放学后就和小伙伴们在街上玩,那时也没有表,不知道几点,反正只要是肚子饿了,就知道该去找妈妈了,“我会先去服装厂,如果发现我妈下班了,就再到豆腐脑店里找她。在店里吃点饭,然后一个人回家。”
那时候劈柴院豆腐脑店生意红火,每天从门口排出去十几米长的队伍,“有时候幼儿园老师想吃一碗豆腐脑,就会在放学后把我送到豆腐脑店,这样就可以不用排队了。”
小学一年级,陈宪堃就学会了做饭,炒大锅菜,母亲从店里忙完回家后,也能吃上一碗热乎饭了。
成年后的陈宪堃当然知道,自己如果回到小店意味着什么,“太磨人了,一点自由的时间都没有。我不能过像我母亲一样的人生,太有压力了。”
彼时,陈宪堃刚刚20岁出头,他非常坚决地拒绝做一个不能“摸鱼”、一点人身自由都没有的豆腐脑店老板,“那十个平米的厨房就是个笼子。”
做个英语培训老师,让陈宪堃自认为找到了一份还算满意的工作,站在讲台上那种感觉像翱翔的姿态,进出大城市的高楼大厦,总好过每天钻逼仄的巷子。
时间一晃来到2006年,为了拴住这个游子的心,父母给陈宪堃介绍了一个青岛姑娘,两人一见钟情谈起恋爱。当时,姑娘在青岛做一份报关员的工作,谈了一年的异地恋,陈宪堃也觉得有些亏欠对方。父母见火候已到,开始频繁打电话催他辞职回来结婚、继承家业。
“这次没得商量,你必须回来!”对儿子拉下脸的陈绍九在电话里放了狠话。
无奈之下,2008年,陈宪堃辞职从上海回到青岛,结婚后便走进了他最抵触的那间十平米厨房。